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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乡人与北京垃圾的23年:从收废品到垃圾分类指导员

时间:2020-05-09 16:49 来源: 作者:admin666

  异乡人与北京垃圾的23年:从收废品者到垃圾分类指导员

  李明15岁时辍学跟父亲到北京从事个体废品回收,和北京的生活垃圾打了20多年交道,见证了垃圾回收的变化。

  新京报讯(记者 黄哲程)5月7日是东城区忠实里社区恢复垃圾上门回收的第一天,李明冒雨开着垃圾清运车来到社区检查垃圾桶站。他用车上的空桶替换桶站内的厨余垃圾绿桶,由于桶身沾满了雨水,将垃圾桶搬上车后,李明的衣袖、裤子已经被浸湿。

  李明是忠实里社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,同时负责社区厨余垃圾清运和上门回收工作。他15岁时辍学离开老家安徽阜阳,跟随父亲来到北京从事个体废品回收,每天骑着三轮车寻找可回收垃圾,从此成为常住京城的异乡人。

  今年李明38岁,他已经和北京的生活垃圾打了20多年交道。从收废品到垃圾分类指导员, 20余年的“垃圾生涯”让李明见证了垃圾在北京的待遇转变。他回忆,从前垃圾全靠后期分拣和处理,填埋和焚烧压力大,现在通过垃圾分类,前端就能分类和减量,还能将垃圾再利用。

  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。由于官方专业队伍的壮大,李明从前认识的拾荒者和废品回收者,如今大部分选择了转行,也有一些人像他一样当起了垃圾分类工作者。李明坦言,他更喜欢现在的稳定生活,“少了以前那种‘漂着’的感觉”。

  15岁辍学离家进京,每天骑三轮车收废品

  新京报: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做废品回收?

  李明:上世纪90年代初,我父亲就来了北京,是我们家最早做这一行的。

  1997年,我15岁。那年,我跟父亲从老家安徽阜阳坐火车来北京,开始和父母一起做废品回收。那时候父母都在北京,我实在不想上学,就想着跟父亲来北京。

  离开家的那天天气很好,姐姐去上学了,家里没人了。我除了衣服什么都没带。父亲买了两张夜里火车的站票,绿皮车人挤人,排着队往车上塞。十七八个小时,我们一路站到北京,没地方睡觉,困了只能靠墙眯会儿,小时候从来没这么累过。到北京时很兴奋,觉得什么都新鲜。

  新京报:当时你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?

  李明:我跟父母住在十里河的一个大杂院里,住的屋子大概8平方米。那时候这一行基本是老乡带老乡,都聚集在一起。我们一个院住了十几户,都是做废品回收的阜阳老乡。

  十里河那时候还都是农田,人也少,我们都到人多的方庄去收废品。每天早上七点多一睁眼,先出去吃个早点,然后骑上三轮车到方庄的居民区转悠,吆喝“收废品,收破烂儿”,有人答应就提着袋子上楼。傍晚回家顺路把当天收来的货到废品站卖了。晚上没什么活儿了,有时大家在院子里聚一块儿聊天,十点多基本就休息了。

  2004年春节,我跟我老婆在老家认识,年初一见的面,年初六就定亲了。2005年第一个孩子出生了,我就把他们带到北京,两家五口人一起住在大院里,我们夫妻俩又单租了一间,大家一起做废品回收。

  新京报:那时在北京,你们每个月收入大概多少?

  李明:2000年前后,我父母每人一个月挣六七百元,我自己大概每月挣四百多元。我父母以前是农民,老家人多地少,如果当时在家里种田,能吃饱饭就不错了,更别说挣钱。

  从个体废品回收者“转型”

  新京报:是什么契机让你加入了社区垃圾分类队伍?

  李明:2006年,我进了岳父工作的一家废品回收公司,那年就被分派到了忠实里社区。当时社区还没开始垃圾分类,我们只管回收废品。

  忠实里社区真正开始垃圾分类大约在2018年,我们公司继续承包了这边街道和社区垃圾分类的活儿,后来我就成了社区的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,同时负责厨余垃圾清运和上门回收可回收物。刚开始做垃圾分类指导员时,有的居民还很意外,说收废品的师傅怎么管起垃圾分类来了。

  新京报:做垃圾分类指导员前,接受过培训吗?

  李明:公司给我们培训了10多天,主要讲了上门回收的流程、怎么引导居民分类,还有四种垃圾的具体分类。因为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,所以接受起来没什么难度。

  新京报:从你的经验来看,个体拾荒者和废品回收人员,能不能完全被官方队伍代替?

  李明:现在小区基本都有专门的队伍收运垃圾,我认识的大部分自己做废品回收的同行现在都转行了,留下继续干的很多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,没有选择和改变的余地。

  尽管“散户”越来越少,但我觉得官方也不可能把所有活儿都包揽下来,这样成本太高。这些个体回收人员,可以成为一种补充。

  “身兼数职”的垃圾分类指导员

  新京报:平时你在忠实里社区主要负责哪些垃圾分类工作?

  李明:我每天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多。上午我主要做垃圾分类指导员和清运员,开着清运车到各个垃圾分类桶站巡逻,检查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里的投放情况,消毒,并把投错的垃圾分拣出来。置换装满的厨余垃圾桶,并把厨余垃圾统一收到社区附近的厨余垃圾暂存点。

  下午我主要到预约上门回收的居民家收集可回收物。社区为居民推出了专门的APP,居民在网上就能预约。

  新京报:北京垃圾分类新规实施后,社区的垃圾分类有什么变化?

  李明:现在至少有一半居民能参与垃圾分类,分出的厨余垃圾变多了,我感觉大概增加了三分之一。社区垃圾桶数量也增加了,现在每个楼楼下都设置了分类桶站。

  疫情期间暂停了上门回收,5月7日刚刚恢复,当天下午我就去了二三十家。收到居民预约后,我们要求必须在20分钟内上门。

  我觉得现在的四分类比较方便,也好处理。垃圾分类就是要减少垃圾量,改善环境,把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起来,以前混在一起扔,最后不是填埋就是烧了,污染环境还浪费资源。现在比较大的困难是有居民还不习惯,毕竟以前垃圾一袋子装了就扔,多省力。

  新京报:遇到居民不按规定投放,你会怎么办?

  李明:会劝他们注意,但也有难度。新规定刚实施,劝导的时候得委婉,肯定不能强硬。有时候我们也帮居民分拣,把混放的杂物挑出来再扔进桶里。

  这些都是习惯和观念上的事儿,得要时间,急不来。

  “我和北京更亲,但将来还是想回老家”

  新京报:自己做废品回收和成为社区分类指导员,有什么区别?你更喜欢哪一个?

  李明:各有各的好处。自己做自由,时间不受约束,累了可以休息。不过真正休息的日子也不多,因为自己做收入少、不稳定,基本每天都得忙,能挣一点是一点。

  在社区工作,虽然没以前自由,工作也比从前辛苦,但固定时间上下班,更稳定。每个月我能挣个五六千元,这个收入算不低了,公司还给交保险。在这个社区干了十几年,习惯了,我和老婆、父亲在社区附近租了房,少了以前那种“漂着”的感觉。我更喜欢现在这种稳定的生活。

  新京报:现在你的生活怎么样?孩子也在北京吗?

  李明:孩子多,在北京生活压力太大。四年前,我和母亲把家里三个孩子送回了阜阳,母亲留在老家照顾他们。现在我们夫妻俩跟孩子们每天最少联系一次,用微信视频或者语音。

  老大老二都上初中了,我把他们送到了县里的封闭式学校,老二学习好,在班里能排中上游。老大成绩不太好,也到了叛逆期,不听话。我在电话里经常劝他们好好学习,将来别像我们。

  新京报:对你来说,北京和老家,感情上你跟哪一个更亲?

  李明:我和北京更亲。我在这里呆了20多年了,自己总共还不到四十岁。平时也只有过年能回去,主要是工作原因,垃圾不会放假。想回家也可以,请别人帮忙值班。我这两年都没回老家,孩子放假了就把他们和老人接到北京。而且过年期间有几天三倍工资,我们也想多挣点钱。

  新京报:将来打算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?

  李明:将来要回去。老家永远是家,北京再好还是不如老家,在这里没有户口,房子也不是自己的。只是现在生活压力大,还回不去。

  去年我在阜阳老家买了房,还没拿到手,打算让老人孩子先住着,等将来回去了,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,跟家人团聚。 【编辑:吉翔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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